点评 | 六位权威专家谈国内首份“一带一路”语言服务报告(发言实录)
8月29日,《“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市场全景式分析与行业及政策建议(2017)》报告发布会暨“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中东问题原特使吴思科,中国外交部翻译室原主任、前驻外大使陈明明,察哈尔学会秘书长、资深外交官张国斌,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健,北京大学MTI教育中心主任王继辉等重要与会嘉宾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黄友义:这是全国第一份最全面、最系统、最接地气的“一带一路”语言服务报告
▲黄友义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
我觉得报告的发布会和研讨会非常有意义。察哈尔学会做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而中译语通最近几年,特别是通过语言和大数据的结合,为“一带一路”的语言服务起了很好的实践和研究使用的带头作用。我觉得这两家联合起来,再加上王立非教授等已经做了几年研究的团队,我基本上概括为“强强强”三方联合,这在国内是最权威的了。
因此,我认为,这个报告的特点,首先是国内首份;第二,关于语言服务涉及的领域,它都涵盖了,从技术到语言,到人才培养,到顶层设计,这说明它内容的系统性,它是最全面、最系统的;第三,最实际,也即最接地气,它把面临的实际问题都点出来了。
我当初审读的时候,看到“痛点”这个说法,觉得有点刺激,柔和一点说是“机遇和挑战”,但后来我想,保留这个说法也好,现在的确需要把这个问题点出来。因此,我觉得当前的时机非常好,意义非常大。
另外,这个报告发布以后对谁有作用呢?我认为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高校的教育从业者,他们一方面自己在做语言服务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在教学生,而对于语言人才教育的分析是报告的一大重点,这对于他们有参考价值;其次,这个报告对“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相关的各行业、企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都有作用——对于企业而言,按照中国翻译协会的定义,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中国的语言服务企业是接近73000家,如果设想平均每家企业15个人,那基本上是上百万了,至少在语言服务界的工作人员有上百万,这份报告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于政府而言,有很好的建议作用,像外交、工商、外宣、外事方面的部门,包括发改委“一带一路”办公室,如果都能看到这个报告,对自己工作有参考价值。
现在很多领域都跟“一带一路”挂钩,“一带一路”搞起来才发现语言服务涉及到这么广,涉及到事情这么多,各个部门都会重视,一旦重视起来了,很多问题就会在发展中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份报告发布之后,下一步很多工作还需要不断推进。
吴思科:当前,推动语言服务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吴思科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中东问题原特使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已经4年,我也参加了很多次研讨会,但从语言服务的角度来谈“一带一路”,今天还真是第一次。我们经常讲,民心相通是“五通”中很重要的一条。语言太重要了,它贯穿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个过程当中。从长远来看,它的重要性也十分突出,战略意义非常大。
根据现实情况来说,在这方面,沿海发达城市相对好一些。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考察、参观,现实中遇到这样的问题:省市领导介绍省情或者介绍企业的时候,讲得非常丰富,但翻译确实不到位,介绍不出去。从全国范围内对一些问题很好地整合一下,把我们的东西准确地介绍出去,这个太重要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语言服务的顶层设计问题也很重要。这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小语种。有的小语种是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国家部分地区使用的,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这种语言很需要,怎样使大语种和小语种结合,统一规划,是需要思考的。这个问题,在这份报告的“建议”中也提到了。
我刚参加工作时,学的是阿拉伯文,像这种比较难的语言,有些国家有鼓励政策,比如外交官,除了大语种之外,再学有难度语种的话,会给你的工资加15%的鼓励,鼓励他去学习小语种的语言,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得上。这些好的经验也可以借鉴、吸取。
总而言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从国家最高领导层方面来说,对民心相通方面很重视,这时候,我们怎样准确地抓住这个问题,鲜明地提出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报告中所说的“痛点”,推动语言服务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陈明明:“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语言先行,这个报告非常及时
▲陈明明
中国外交部翻译室原主任、前驻外大使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已经4年了,这期间各种各样的配套倡议都提了出来过,唯独没有提出语言服务方面的倡议。可 “一带一路”要成功,语言服务一定要先行,所以这个报告发布得非常及时。
这个报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思路非常清晰。报告中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4个重点语种,包括英语、俄语、阿拉伯语和中文。这个思路很好,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外语,另一方面也要把汉语推出去,让“一带一路”国家能够用汉语进行交流。
下一步,“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推进,需要哪些人才?根据我的感受,在两个层面上最需要人才:一种是需要通用型的搞笔译的人才,我指的是以外语为基础,同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商务专业知识、科技工程专业知识以及外宣能力等这些素质的人才,这样的人才需求量很大;第二种是比较高层次的,重点是推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政治理念等的笔译人才。
但从现在看来,问题是,“一带一路”走出去的需求与我们目前国内的高校、行业方面培养的人才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需求和供给不对接。我们现在缺不缺外语人才?我觉得不能算缺,全国这么多外语院校,培养了大量人才,但是毕业之后呢,很多同学反映工作不好找,企业那边也反映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双方严重不配套、不对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这个报告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特别是报告里面75页上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一带一路”语言服务资产交易所。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让需求方和供给方能够见面、接触,这方面我们可以起更好的作用。
还有,非通用语种的问题怎么办?有时候需求很小,但培养人才的投入很高,这就需要国家给予特殊的政策,特别是教育部,从教育部到人社部,从大学招生开始就要给特殊政策,然后到教学,甚至学费都可以不要,还要给补贴,毕业的时候也给点补贴,这就是特殊的倾斜政策。这方面需要考虑。
另外,这份报告出炉以后给谁看?我觉得一定要给决策者看,给有关的政府部门看,比较重点的,一个是教育部,一个是发改委。应该把我们的成果让他们了解一下,知道这方面存在的实际需求。
今年5月份,我国召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个会议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机制了,第二届将于2019年召开,我们可以事先跟有关部门建议一下,把语言服务类的事项正式列入议程,加大语言服务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的力度。
李健:语言服务,高校要考虑怎么适应社会的需求
▲李健
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
小语种的培养对于高校来说,明显感觉是特别缺,由此我们就想到高校怎么适应社会的需求。我有一个感觉,如果纯看小语种,无论是看市场消化度还是学生未来的就业前景,我们都没有把握,所以,我倾向于还是搞“大语种+”的形式,直白地说,主要就是“英语+”。具体的做法是,一个专业,两年英语再加两年小语种的培养,这就是小语种的专业人才。这样的话,英语专业的同学,可以普遍选修小语种课程,而小语种的课程需要的老师不多,一个小语种找一两位老师就可以,学生自由地学,小语种的基础打下之后,一旦将来的工作中有需要,就能很快适应。如果花大力气,培养4年小语种专业的人才,风险比较大。还有,就是企业委托,比如某企业的一个大工程需要几十位语言人才,那么,就可以与学校联系,提出具体的人才需求。
张国斌:从语言交流和公共外交角度来讲,语言服务都很重要
▲张国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资深外交官
半年以前和中译语通·译世界在谈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纸上谈兵,当时提出构想,现在,已经具体落实了。这半年多来,我们联合推出这样的成果,非常好。从语言的角度讲,我也是搞了一辈子外交,我在斯特拉斯堡担任总领事的时候发现,我们做的一些白皮书,外国人基本看不懂,为什么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先写成中文,然后翻成法文、英文等,按照中国的观念,会保留一些特有的表达,但他们看不明白,他们会问你“文化大革命之后”是什么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什么意思?他们搞不懂。这就是语言的问题,一篇东西,翻译出来以后应该让外国人给它润色一下,用外国人的方式给它改一改,出来的效果会不一样。
还有一个察哈尔学会具体的例子,我们到毛里求斯参加中毛建交45周年的论坛,当时韩方明主席准备了一篇发言稿,是中文翻成英文的,他看了以后说不行。当时我们的一位专家在,他说:“我晚上用英语直接写一篇。”结果,第二天在论坛上发言的时候效果确实不一样。后来,毛里求斯的总理亲自用法语跟我讲:“你们的发言征服了我,你们研究员的发言也征服了我。我们毛里求斯原来不是‘一带一路’的国家,也不准备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但是听了你们主席的发言,听了你们研究员的发言,我们决定参加峰会。”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是从语言角度来讲,一个是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讲的。
此外,我之前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陪国家领导人出访时,大语种英语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涉及到小语种的翻译往往会显得不足。
我们目前做的这个报告,可以和商业方面结合起来,潜力无尽,这是我们共同合作的成果。我非常欣慰,也非常高兴,希望有更大的成果出来。
王继辉:期待国家尽快发布更切合当前实际的语言服务政策
▲王继辉
北京大学MTI教育中心主任
刚才王立非教授讲到,目前的语言服务业战略规划不足【点击查看:研讨 | 王立非:解决八大痛点 推动“一带一路”语言服务改革】,这的确是个问题。要使语言服务业健康发展,只依靠民间力量是不够的,这一过程一定是在国家的政策扶持下进行。所以,我们很期待国家尽快发布更切合当前实际的语言服务政策,这样,语言服务业的发展才会更顺畅。
另外,有了好的政策,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常态的、高水平的专业研究团队。这个研究团队不是今天有明天无,而是应对长期重要任务的一个常态组织。基于这一想法,我们最近成立了“中国语言服务40人论坛”,这是一个语言服务领域的高端智库,我们希望为国家的大战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今的中国已从以前的“西学东渐”逐步发展到了要把自己的想法传播出去的阶段。但是,大家一时还难以适应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模式转变。而建立民心相通、互信融合的大的人文格局是必需的,我们当然也应该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这方面,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做了很好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9月16日博雅翻译文化沙龙将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举办“‘一带一路’与MTI教育高峰论坛”,会上,我们将请他们的院长金曼教授来讲他们跨越意识形态的文化传播方法。他们所做的尝试的确很有意义:他们把中国的民歌、京剧,包括很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民间音乐作品用美声演绎出来,并成功地推广到欧洲,从而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同时也属于音乐界的中国美声流派,这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他们以音乐作为载体,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化传播到西方。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应该考虑用某种方法来做些跨意识形态的文化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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